我1948年入学北洋大学时，正值天津解放前夕。11月底，天津守军进占北洋大学，在校园的北教育大楼顶上架炮，构筑了炮兵阵地。校园被逼停课，学生在平津有家的大多回家了。留校的大部分在学生自治会安排下，涣散到市内河北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教育楼里暂住；很少数学生坚持留在校内，自愿参与护校正。这时，学生自治会专门成立了“应变护校委员会”，统筹领导西沽校园内的护校作业和暂住河北女师的同学们的日子。我其时被推选为应变护校委员会的“监事会”的监事。
护校正员们很辛苦，开端是转移器件，将本来涣散在教育楼、化学馆的一些试验室里的仪器、设备、化学药剂等，转移过来，会集储存到教育楼的底层地下室里。除了做“转移工”之外，护校正员们还要做“更夫”，废寝忘食地分批轮番在校园及楼内进行巡查，避免“浑水摸鱼”的，保护好校产。就这样，护校作业从始至终坚持到12月下旬，直到大战行将打响，戎行固执撵学生走，护校正才被逼脱离校园，迁至河北女师。
护校正员的到来，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，咱们向他们问候。这时，暂住女师的几百名北洋同学，形成了一个风雨同舟、共度时艰的温暖咱们庭。咱们不分班级、系别在工字楼教室和体育馆的地板上“打地铺”。白日由应变护校委员会安排的多种多样活动，五光十色。拓荒的阅览室能够读到前进书报，我便是在那里读的艾思奇著的《群众哲学》。各个社团展开了各种文娱、体育活动，十分活泼。晚间，地下党及其外围民青（民主青年联盟）安排了多个读书会，咱们凑在一起沟通阅览前进书刊的领会，传达前进思维。我参与的是由北洋大学地下党党支部委员魏兆民掌管的读书会，咱们在暗淡的煤油灯及蜡烛光下（因部分停电），学习了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也便是在这种启蒙教育之下，我参与了民青安排。
北洋大学应变护校委员会是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作业的。主席张恩桐（电机系四年级学生）直接由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启绍（机械系三年级学生）单线联络。咱们几百名同学吃饭不花钱，伙食费都是地下党领导获得“反南迁（校园）”成功后向校方争取来的“校园南迁费”。1949年新年元旦朝晨，忽然在楼道里发现用大字报贴出的写的新华日报社论《元旦献词》——本来，这是地下党支部安排党员在夜里誊写粘贴的。后来，尽管军、警、宪联合来校大搜捕，但在前进同学的保护下，他们毫无所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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